复工4个多月,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博士生刘志哲仍能强烈地感受到疫情给自己的创业项目带来的“冲击波”。

他入驻校内创业基地已有4年,瞄准文化陶瓷产业。按照校园疫情防控管理,公司的大门封锁超过半年,员工只得采取线上办公。客户无法实地查看样品,许多合作被迫暂停;团队年前签下的洪山区中小学生周末陶瓷研学项目,也因中小学尚未复学而搁浅。

丁玉斌分析,国内现行的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工业化时代生产线式的模式,培养出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标准化人才,但对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态度、技能和知识等培养上存在方式固化、方法单一等问题。

据一位长期从事大学生创业辅导的高校教师分析:“武汉市有82所高等院校,如果按照每所高校仅有10家在孵创业企业计算,全省也有近千家创业公司。但截至8月中旬,校内创业基地允许创业者在做好疫情防控情况下复工的仍是少数。”

团队的合作方式也在危急之中求变。入驻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创业学院,从事高端化妆品短视频拍摄的95后创业者吴杰,疫情期间因发不出员工工资,好不容易组建的8个人团队濒临解散。创业导师高泽金了解后,指导他以“员工变合伙人”的方式,将股权分配给团队,以股份分红代替工资形成激励机制,帮助公司重新聚齐,“这让我节省了10万元支出,最关键的是团队留住了”。

“以前在校内是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租金有奖补政策可以申请,多了一层保护门。但现在算上租金、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相比于校内,公司每年要多出20万元的租房成本。”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创业学院副院长高泽金介绍,4月底,学校就综合研判疫情防控和细致部署,开发了一套自动测温设备,做好消杀的基础上,在武汉高校中率先开放创业基地,让该校20多家企业的90多名创业者恢复了线下正常上班。

刘志哲的这次爱心之举被一家企业知晓后,该企业一次性捐助了6万元,邀请他们制作160套产品,赠送给武汉市的民间抗疫志愿者。目前还有几家单位看到他们的设计方案后,也联络上团队,邀请他们来负责抗击疫情纪念的展示设计。

位于华中师范大学创业园的木子岚工作室,创始人黄子豪在2月底就听到了“危险”的信号。

刘志哲团队曾历时3个多月,设计出一组陶瓷纪念章,以“身穿蓝白色防护服,头戴护目镜,抬起右手紧握拳头注目前方的志愿者”为原型,命名为《逆行者》,他拿出奖学金和部分创业补助凑了3.9万元制作成品。7月27日,他专程赶赴广州,将制作的50套陶瓷纪念章亲手送到钟南山院士团队手中,表达感恩之情。

他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创造性人才呼之欲出,“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体验型、实践型和实战型的培养方式方法,顺应了时代发展。高校师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理念有待提升,需要被认可和支持”。而大学生创新创业更应该立足于产教研学用融合,深入挖掘专业和产业寻找痛点,不局限于校园市场项目。他同时也表示,创业企业的成长是市场选择优胜劣汰的过程,必须积极融入接受市场挑战。

华中农业大学创业者钱君也遇到了类似的难题。

2月底,家住华师校内的黄子豪就四处打听合适的校外办公场所。4月初线下复工后,他带领团队辗转到一个朋友闲置的商铺里过渡,但办公设备大都放在校内,他只好花几万元重新购置应急。

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呼唤升级

后疫情时代,如何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并及时指导扶持创业团队发展,更加考验高校相关部门的智慧。

“危机亦是转机。这场疫情风暴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风险教育课。”黄子豪说,搬入写字楼里后,虽然运营成本增加,但公司效益相较于以前也在增长,展示给客户的形象更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该基地负责人表示,具备出入证明的老师大都会用“蚂蚁搬家”的方法,帮创业者把营业需要的工商执照、劳动合同、办公电脑等重要资料设备运出校园,让创业者在校门外领走,或者帮他们邮寄。

校园创业“保护门”成“隔离门”

7月6日0时至24时,西城区白纸坊街道、海淀区永定路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在武汉这座拥有百万名在校大学生的科教大市,频频崛起的大学生创业新秀曾搅动江城双创一池春水。伴随疫情风暴过后,高校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管理,师生返校,教学工作恢复正常秩序,但在校园创业孵化基地里,大量刚刚“破壳而出”的学生创业公司依然在面对疫情留下的“危与机”。

疫情发生以来,高校疫情防控管理的特殊性,使得大多数建在校内的创业基地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办公场地短期内无法恢复入驻,给早期在象牙塔内保护性孵化阶段的创业者增加了租金压力,也加剧了团队人员的流失。

全市无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具体为平谷区自有疫情以来无报告病例、延庆区166天、怀柔区152天、顺义区150天、密云区147天、石景山区23天、门头沟区22天、房山区22天、东城区21天、通州区17天、朝阳区16天、西城区15天、海淀区12天、昌平区12天、大兴区7天、丰台区2天。

学校创业园区封闭,团队无法入驻办公。5月创业园区租房合同到期,他申请搬了出来,重新在南湖附近租了新办公室,“以前员工吃住都可以在校内,房租也比较便宜。现在每个月要多花两万多元”。

在焦灼中度过一个月后,眼见创业园开放无望,这位90后创业者下决心租下一层350平方米的写字楼,“蚂蚁搬家”似的,用电瓶车将公司从校内搬了出来。

据黄子豪观察,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内创业基地,除了他之外还有29家学生创业企业,由于公司小、底子薄,没有多余的资金再租新办公室,都曾苦苦等待,“受疫情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有13个学生创业团队亏损额达20万元以上”。

在疫情的危机中寻找商机,顺势而为也成为创业者的破题思路。

华中师范大学中科创业学院院长丁玉斌指导大学生创业多年,他表示,大学生创业者因其学习能力强、知识面广、富有创造活力等逐渐成为“双创”中的主力军。后疫情时代,如何扶持处于早期孵化阶段的大学生创业团队,稳住生存推动发展,对于大学生创业者、高校创业基地、创业孵化导师都提出了新的命题。

截至7月6日24时,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为丰台区花乡(地区)乡;共有中风险地区18个,为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四季青(地区)镇,丰台区丰台街道、南苑街道、卢沟桥街道、马家堡街道、南苑(地区)乡、卢沟桥(地区)乡、新村街道,大兴区北臧村镇、黄村(地区)镇、青云店镇、魏善庄镇、兴丰街道、观音寺街道、高米店街道、西红门(地区)镇,昌平区回龙观街道。

这位24岁的园艺专业在校研究生,两年前筹划创立了一家专注于有机肥研发生产的公司,申请了20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有8名全职员工,还在红安县建立了工厂。“疫情期间正值春耕肥料使用旺季,交通阻隔导致4000吨的订单发不出去,公司损失达200万元”。

胡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不同于黄子豪和钱君在无奈之下的果断,还有些孵化于校内基地的创业团队则一直在苦等“隔离门”解封的那一刻。

湖北商贸学院2019届市场营销专业创业者熊争权,疫情中只得让团队采取“云办公”。但成员工作时间不稳定,团队成员之间以及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客户得不到及时回复。他创立的武汉沐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询价客户量较以往减少50%-60%,公司流失了30多个客户。

专注大数据精准营销软件开发的武汉梦软科技有限公司孵化于该校创业学院,已成长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创始人90后熊泉浪介绍,得益于母校创业基地的及时复工,让团队凝聚在了一起,他们通过整合流行的各类优惠券、红包、秒杀等营销工具,研发出一款移动App,在中小企业客户群体中开辟了新业务。据他统计,上半年复工以来,公司已新接10个项目累计达150万元。

这家校园在孵企业,从事高品质动漫和游戏制作,拥有40多名全职员工,年盈收超过400万元。疫情暴发不久,基地指导老师就提醒他和基地里的其他创业者:“校园疫情防控有特殊性,短期内可能无法恢复办公,要及早另作打算。”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尽管创业基地受限于校园疫情防控管理而封闭,但大多数指导老师都不会将创业者的诉求“拒之门外”。

几个月来,这家尚在校园里孵化的企业面临“生死难关”,营业收入减少了50多万元,团队有5人陆续离开。刘志哲一边抓紧寻找新的业务,一边祈祷:“如果熬到全面复课,公司业务就能够快速恢复起来。”

“做企业说到底是市场行为,与上学不一样,讲究效率,要跟紧市场。校内创业基地适合短期孵化,但过于依赖校园的保护,对公司长期发展不利。”尽管疫情期间公司各类损失达64万元,但黄子豪坚信,越早接受市场磨砺,团队越能快速成长。

在某省属高校创业学院,今年上半年创业基地就办理新增入驻企业20余家。

高泽金则建议,可以探索建立高校创业基地与社会孵化器的多级衔接机制,施行分级孵化,“比如在校园里孵化到一定阶段后,定向推送进入社会孵化器,推动引导接受市场竞争”。他表示,尽管受限于校园疫情防控管理,让很多大学生创业者一度进退维谷,但“哀鸿遍野”的情况并不多,“这场危机也会倒逼‘真创业者’推出一些新的业态做大做强,让‘假创业者’出局”。

校内孵化的问题是,校内创业基地归属于学校,被当作教学楼管理。入驻校内3年来,员工每天上下班得与学校作息制度同步,很多管理也得遵从校园规定,“很多客户来公司一看,与学生混在一起,对公司的实力认可也会大打折扣”。